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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频频被伤,律师行业为何也成了“高危职业”

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通过聆听倾诉、暗示引导、分析解答等方式,从法理、情理、事理、心理四个层面进行疏导,逐步消除当事人间的纠纷“症结”。

作为一名从业十余年的婚姻家事律师,惊闻“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周家法庭负责人郝某被捅伤致死”,联想到近几年我国发生的报复杀害法官以及律师的案件,一直在反思:离婚案件为何安全风险系数高?庭审人员的安全将来如何保障?律师行业为何也成了“高危职业”?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一名执业律师,我想,在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引入“当事人心理疏导机制”,为婚姻家事案件的当事人做好心理疏导,可以有效的抚慰和疏解当事人的心理,降低报复伤害案件的发生。同时,也为法律工作者做好心理疏导,让他们能够充满正能量,来对待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当事人。
法官频频被伤,律师行业为何也成了“高危职业”
【案件回放】
 
2020年11月13日12时20分许,哈尔滨市公安局双城分局接到报警:双城区人民法院周家法庭负责人郝某被捅伤。周家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将犯罪嫌疑人吴某仁当场抓获,郝某经120急救人员抢救无效死亡。经审,犯罪嫌疑人吴某仁对因不服离婚判决,酒后持尖刀将郝某刺伤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8年6月22日,衡阳南舫律师事务所律师金钟在富安大厦办公室内被熊志平持刀杀害。
 
2017年1月,广西法官傅明生在退休后被当事人杀害,起因是他曾在1994年判决了一起离婚案件。
 
2016年2月26日晚,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人民法庭法官马彩云被当事人持自制手枪杀害,该当事人是她正在办理的一宗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的原告。
 
2015年9月9日,一起劳动纠纷案的当事人胡庆刚由于不服法院判决,竟突然持刀刺伤了在场湖北十堰市中级法院的4名法官。
 
2015年8月20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12名法官和司法警察赴山西省昔阳县拘传一名被执行人时,被执行人纠结亲友多人将执行人员围困在昔阳法院一夜。次日,在昔阳法院和当地公安配合下,将该被执行人拘留。后安康市中院又派出4人,汉滨区人民法院再派3人赶赴增援,8月27日,19名安康法官在昔阳一矿山上被围困,后在昔阳公安和法院的协助下,当晚才脱身。
 
2015年2月6日,因一起婚姻纠纷案当事双方发生冲突,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杨新辉在法院门口头部被打伤,6天未脱离危险。
 
2015年2月2日,广东省顺德市某法院杏坛法庭执行法官及执行人员到顺德杏坛镇东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送达执行通知书时,被该股份社理事长马某当场撕毁法律文书,并被其非法拘禁达两小时。
 
2010年6月8日,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一起案件时,被执行人陈宏生用硫酸泼洒执法干警,6名干警被硫酸烧伤,其中两人重伤。
 
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内,一男子持枪扫射,导致三名法官当场死亡,三名受伤,嫌凶当场自杀。
【解决之道】
 
前不久,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2019年3季度时全国合计的离婚率大约是43%。分省份来讲,天津最高,达到70%多,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重庆、上海、内蒙古、河北这些省份紧跟其后,都在50%以上。当然,这些数据中可能存在一些水分,因为有些可能是为了买房搞的“假离婚”。
 
但总体上来讲,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离婚案件的高危险性,除了情感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种分家析产的法律后果,对于有些人来讲是不可承受的。对于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和普通人来说,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只要一方多分,另一方必然意味着少分。而如果两个人只有一套房,则不论怎么分,没拿到房子的另外一方,估计会很不满意。
 
哈尔滨发生的法官被杀案也是因为房产证引起的。
 
这部分离婚案件中,有些是通过协议解决,有些是在法院解决。而在法院解决的,基本都属于比较难搞的。两人要么因为财产分割无法达成一致,要么因为孩子抚养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稍微有点星星之火,就可能引发当事方情绪不稳定。
 
所以,离婚案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情感解析、情绪疏导、住房保障、孩子抚养的系统性工程。比如,如果判决两人离婚,一方没房住,该怎么解决?又比如,如果判决两人离婚,孩子如何抚养?
 
这些都不是一纸判决可以承载的。
 
法院是一个按照规则和逻辑进行利益拆分的地方,简而言之即只管判不管其他。而对于有些当事人来讲,这样的利益拆分结果无法承受,甚至不论怎么拆都无法接受,于是就会铤而走险,干出人身攻击的事情。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能够在制度上防微杜渐,能够建立一套预防机制,把恶性隐患在前端进行拦截,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恶果。
 
我一直在呼吁,在法律体系内,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监狱管理部门乃至律师事务所,都要引入专业的心理疏导机制,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当事人走出心理困境。
 
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区有一些法院已经开始尝试引入“心理疏导机制”,帮助当事人进行“心灵疗愈和纾困”。但总体来说,这些星星点点的实践,不是制度机制上的安排,而仅仅是某个法院进行的小范围的实验,还不能为更多的当事人解决心理上的问题。
我认为,首先对法律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办案民警、律师)进行心理学培养,让他们掌握一些心理学知识,在办案过程中能够用这些知识更好帮助当事人走出心理困境。如果法律工作者掌握了心理学知识,并在工作中自觉运用,将心理疏导贯穿整个过程,就会有针对性地帮助当事人调整心态,促进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其次是在办公场所设立长效的心理疏导室,通过和专业的第三方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在判案、审案前和律师接案后,首先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我还看到,在青岛一家法院还视情聘请心理研究专家,与经验丰富的法官共同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在案件的审前、庭审、判后、执行每个环节,均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通过聆听倾诉、暗示引导、分析解答等方式,从法理、情理、事理、心理四个层面进行疏导,逐步消除当事人间的纠纷“症结”。这样的方法,能够极大的避免因心理失衡导致的杀人悲剧的发生。
 
我还呼吁:
 
要不断提升入额法官职业待遇,提升法官职业尊荣感。法官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肩负着维护社会正义的重任,应该拥有与其职业责任相匹配的待遇。提高法官职业的吸引力,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
 
强化法院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切实保护法官生命财产不受侵害。全面启用数字化法庭审理案件,确保全程录音录像。配齐配足司法警察,开庭应有法警执勤。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在摄像头全覆盖、安检系统、门禁系统有效设立的基础上,在法警队旁边设置法官会见当事人接待室,会见时有法警在场,避免法官在办公室单独接见当事人发生危险。
 
加强对职业法官的心理干预,提升法官队伍素质及能力。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施行,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法官的办案压力日益增大,“5+2”、“白加黑”等工作模式,在影响法官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影响着法官的精神面貌。同时,为防止判决出错而反复思索、莫名担忧所导致的精神不安和内心恐惧甚至精神抑郁,使法官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宏观层面及时出台各项保障法官制度,在微观层面及时对个体法官进行心理干预,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介入疏导和治疗,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法官的心理健康。
 
所以,从多个维度引入和建立“心理疏导机制”,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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